金丹：我的“摊位”不卖货

黄昏时分，贵州省天柱县联山街道惠民社区门口，一个特殊的摊位准时摆出。

金丹在“摆摊”收民意诉求

没有货物，没有吆喝，只有一壶热水、几摞纸杯和两个拿着笔记本的人。社区居民陆续聚拢过来，有人反映楼上乱扔垃圾，有人抱怨下水道堵塞，有人只是想聊聊最近家里的难处。摊主——社区党委书记金丹和驻村第一书记陶涛——一边认真倾听，一边详细记录，时不时抬头追问几句。

这个摊位“卖”的不是货物，是群众的诉求。

“刚开始有人问我们卖什么，我说卖服务，他们不信。”金丹笑着说，“后来看到我们真的在一趟趟跑腿解决问题，慢慢就信了。”

从湖北随州到贵州深山，从代课教师到社区书记，金丹在基层这条路上走了整整二十年。她用过11个笔记本，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项目进度、资金去向、村民情况、急办事项等民生信息。每一页都像一扇窗，透过它，我们能看到一个女人的青春是如何一点点地融入这片土地的。

撞个满怀，相守终生

2001年，广东东莞。一家电子厂的食堂楼梯上，一个下楼梯的女孩与一个上楼梯的男孩撞了个满怀。

男孩叫罗会章，贵州省天柱县人。女孩叫金丹，湖北随州人，高中毕业来这家厂里做品管。

“那一撞，把我们的心撞在一起了。”金丹说这话时，眼角还有笑意。

第二天上班，身为工程师的罗会章特意走到金丹的工位前，检查她的静电环，站了很久。金丹虽然低着头，但能感觉到他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。后来通过老乡介绍，两人正式认识了。

“第一眼看到就喜欢上他了，我也说不出为什么。”金丹说。

那时候，湖北姑娘嫁到贵州偏远农村，在很多人眼里是不可思议的事。金丹的家里人反对得厉害，母亲甚至放出狠话：“你要是去那个穷山沟，就别认我这个妈。”但金丹还是跟着罗会章回了他的老家——天柱县远口镇安浪村。

2002年，第一次进村的路，金丹记得比自己的生日还清楚：从广东坐大巴到远口镇，再坐拖拉机到元田村，换乘马车到山脚，最后翻一座山。山路越走越窄，茅草和树枝划过她的脸庞，划出一道道血痕。没有信号，没有手机，吊脚木楼藏在深山里的苗寨，婆婆和村里人站在路口迎接她。

“开始没觉得苦，他家人对我特别好。”金丹说，“后来下地干活手起泡，挑不动柴和粪水，上街要走很远山路，思念父母的时候，才觉得有些失落。但路是自己选的，跪着也要走完。”

半年后，金丹的父母从湖北来看她。他们坐了16个小时的车，山路颠得母亲晕车呕吐，脚肿得穿不进鞋子。看到女儿住的地方——四面透风的木楼，屋里只有一张床、一口锅——两位老人当场哭了。第二天就要接她回去：“哪怕是在县城，心里也好受一点啊。”

金丹没走，而是选择留了下来。

“既来之，则安之，村里的孩子们需要我。”她说。

2006年，村里人请她留下当代课教师。当时，她的丈夫原本打算等孩子大一点，两人再出去打工的。留在村里当代课教师，她的月薪只有200元。

“我想留下。”金丹说，“我小时候读书也很远，吃过读书的苦。我的老师对我很好，影响很深。代课虽然钱不多，但能圆我儿时的梦想，能照顾自己的孩子。”

“我丈夫不同意，但我就是这种性子，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。”金丹坚定地说。

孩子们喊她“妈妈”，一喊就是十年

2006年9月，金丹第一次站上安浪村教学点的讲台。

金丹在上课

教室是一栋风雨飘摇的两层木楼，瓦片上长满青苔，抬头能看见天光。地面水泥脱皮，坑洼不平，砖木结构的墙壁上有个洞，孩子们可以来回穿梭。黑板是一块3米长、1.5米宽的木板，用木架子撑着，稍一用力就晃。课桌椅十多张，很是破旧，下雨时外面下大雨，里面下小雨。

22个孩子报名，最大的6岁，最小的4岁。他们在教室里睁大眼睛，看着这个外来的女老师，眼神里有好奇，有怯生，也有期待。

金丹挽起袖子，打水擦洗桌椅，买来油漆把黑板重新刷了一遍。丈夫来帮忙，把摇晃的桌椅用钉子加固。第二天她和孩子们就正式上课了。

她一个人教两个年级，学前班和一年级，采取轮流上课的方式。中午，她不仅给孩子们做饭，还安排他们睡午觉。十年里，她没有一次午休。她一边教书，一边自学，不仅考取了小学教师资格证，还修完本科课程，获得了文凭。

“最难的不是教学，是看着那些孩子受苦，让人心疼。”金丹说。

周勇奇(化名)四岁那年，奶奶带她来报名。妈妈在她两岁时就离开了，爸爸常年在外务工。她躲在奶奶后面，哭得很厉害，不肯进教室。金丹拿出玩具哄她，试探着伸手把她揽进怀里。孩子抬头看向金丹时，眼睛里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——不是恐惧，而是渴望。

“就在那一瞬间，我就知道，我不只是他们的老师。”金丹说。

有一天早上，周勇奇迟到了，躲在教室后面悄悄伸出头来。金丹走过去问怎么不进来，孩子低着头，半天才说：“老师，我的鞋子破了。”

金丹给孩子奶奶打电话，电话那头传来无奈的声音：“我在山上打谷子，没时间管她，就让她光一天脚吧。”

金丹看着孩子那双冻得发红的脚丫，还有那双破得只剩半边的凉鞋，立刻把孩子抱进教室，并打电话让丈夫把女儿的鞋送来给她穿。她蹲在地上给孩子穿鞋时，孩子突然抱住她的脖子，小声喊了一句：“妈妈。”

那一刻，金丹的眼眶湿润了。

她用手机拍下那双烂鞋发了朋友圈，没想到引起很多人的关注。后来，通过媒体牵线，周勇奇和省城的一个家庭结成了帮扶对子，收到募捐来的书籍、衣服和善款。

2010年，县教育局调金丹去元田小学做宿管员，工作条件好了，工资也提高了，但要住校，周末才能回家。新来的代课老师嫌条件艰苦，只待了一个学期就走了，安浪村教学点因此停课。

金丹看着村里五六岁的孩子每天起早摸黑，兜着午饭，背着书包走十几里崎岖的山路去元田小学读书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，十分难受。

于是，她又毅然地回到了安浪村的教学点。

2012年春天，国家实施营养午餐计划，金丹的担子更重了。每隔一天，她就要打着手电，挑着箩筐，走十几里山路去元田小学领食材——土豆、冬瓜、白菜、胡萝卜、米、油，一趟大约60斤。早上五点钟出门，路边大枫树上猫头鹰的叫声让她头皮发麻，“走着走着天亮了，就不怕了。”金丹说。

一个学期下来，她瘦了十几斤。丈夫心疼她，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，给她买了一辆摩托车，方便她出行。

给孩子们修一座新教学楼，是金丹最大的心愿。从2006年开始，她年年向上级部门反映情况。有人劝她：“别折腾了，你就是个代课老师，说话能有多大分量？”她不吭声，该反映的还得继续反映。

金丹与孩子一起做游戏

2011年，她当选天柱县第十六届人大代表。第一次会议上，她再次提出安浪村教学点重建的建议。发言的时候，她说着说着就哽咽了——“也许是紧张害怕，也许是期望太久了”。

台下有人给她递纸巾，有人为她鼓掌。大会最终采纳了她的建议。

第二年春天，新教学楼正式开工，六月后顺利竣工。搬进新教室那天，她特意准备了一年级上册的课文《哪座房子最漂亮》，和孩子们用最大的嗓音朗诵：“一座房，两座房，青青的瓦，白白的墙，宽宽的门，大大的窗。哪座房子最漂亮？要数我们的小学堂。”

琅琅书声飘出窗外，回荡在村庄的每一个角落。有村民站在教室外面听，听着听着就红了眼眶。

金丹站在讲台上，看着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睛，突然觉得，这些年吃的所有苦，都值了。

白天修路，晚上修心

2017年，金丹当选安浪村村支书，转到村委会上班。她的办公室就在教学点隔壁，她经常去看孩子们。一年后，安浪村教学点被撤销了。

路修通后的安浪村

从代课老师到村支书，最难转变的不是工作内容，而是思维方式。“以前只面对一群孩子，只要让他们吃饱穿暖、教他们读书写字就行了。现在面对的是整个村庄，得考虑怎么让他们过上好日子。”金丹说，“最开始有本领恐慌，晚上经常睡不着觉。”

但她有底气——在村里代课十年，每家每户的情况她都了如指掌，谁家有几个孩子、谁家老人身体不好、谁家和谁家有矛盾，她心里都有一本账。

2019年5月24日，距离天柱县脱贫摘帽还有五个月。三十多名帮扶干部进驻安浪村，从那天开始，安浪村村委会日夜灯火通明。

要致富，先修路。金丹主动引导县交通局工作人员察看安浪村的道路情况，详细汇报了村里交通不畅的短板。特别是白和冲组，因为没有通组路，生产生活全靠肩挑背扛，新来的媳妇没多久就跑了。这个有212户1200多人的村庄，有大龄单身男青年38人。

“我们村的小伙子，个个长得俊朗，就是因为路不通，媳妇不愿意来。”村民大会上，有人这样说。

这条路最难修，全长三公里，途径湖南省相邻村庄村民的田土、杨家的屋塘、周家的坟山。工程动工的第二天，湖南省的居民周某睡在挖机前面阻止施工。金丹他们迅速联系湘黔联合支部协商调解，最终通过互换土地的方式达成了和解。

修到杨家的屋塘边，一位昔日尊称她“金老师”的老人，扛着柴刀堵在前面骂人。老人说，这条路要占用她家的地，坚决不同意。金丹没有硬来，请来寨老做工作，一次不行就两次，两次不行就三次。最终，老人松口同意了。

到了周家的坟山处，双方协商后决定改道。

三个月的工期里，金丹几乎每天都泡在工地上。有时候调解纠纷到半夜，回家倒头就睡，第二天天不亮又出门。

路通了的那天，村里最老的老人站在路边，看着第一辆车开进来，说了一句话：“这辈子，总算看见车开到咱们村了。”

路通了，还要有水。

雷击界是安浪村最高的山头，住着90多户人家，祖祖辈辈靠天喝水。金丹带领村“两委”和网格员跋山涉水，走遍全村十多个山头，最终在与湖南交界的歇凉凹找到水源。

经过挖渠、埋管等一系列施工，金丹他们整整花了一个月时间。通水那天，村民们放鞭炮庆祝，有位老人捧起一捧水，喝了一口，笑着说：“甜！”

把办公桌搬进群众生活里

2023年，金丹到惠民社区任党委书记。

惠民社区是天柱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小区，安置3969户16324人。从农村搬进城市，新市民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适应难题：不会用电梯、不会坐公交、不会交水电费、甚至不会开关防盗门。

群众有诉求，不能等他们找上门。金丹和驻村第一书记陶涛商量，决定“摆摊”——把办公桌搬到广场、楼前，零距离听群众的声音。

记录民意笔记本

第一次摆摊正值冬天，天气很冷。那天来了二十多位群众，收集民意八条。最意外的是，有位老人反映电梯门口的瓷砖太滑，下雨或下雪天踩上容易摔倒，建议铺设防滑地垫。

金丹当场记录下来，第二天就去找物业协调。一周后，防滑地垫全部铺设完毕。

刘永富(化名)，74岁，肢体二级残疾，坐轮椅。他反映出门是台阶，需要家人背着，很不方便，希望修一条残疾人通道。金丹组织物业工作人员从绿化带改道，修了一条通道。现在，刘永富随时可以独自坐轮椅出门了。

每个月一次“出摊”，金丹的笔记本从空白到满满当当。高空抛物、占道经营、路灯不亮、下水道堵塞——群众反映的问题，他们面对面倾听，前后脚解决。社区建立了“接诉——处置——反馈——回访”的闭环工作机制，确保群众诉求“事事有回应、件件有落实”。

“摆摊”以来，惠民社区通过“摆摊书记”工作模式和其他途径收集民情民意300多条，群众诉求办结率达90%。

他们还在社区安装了92张休闲座椅，新增62个高空抛物监控摄像头，新建600米休闲步道，增设52盏路灯。金丹把完成的民生实事录成短视频，分享到各楼栋群，让群众看到自己反映的诉求落地见效。

七十来岁的张爷爷说：“金书记连怎么刷抖音都能耐心教我，我觉得特别暖心！”

社区居民杨奶奶说：“坐在路边晒太阳，和金书记摆摆龙门阵，比去社区大厅办事窗口要方便轻松多了。”

老年食堂开餐第一天，实行免费就餐，来了500多人，食堂不得已煮了两次饭。现在，食堂实行阶梯定价：80岁以上3元，70岁至79岁4元，60岁至69岁5元，每天平均150多人用餐。有位老人第一次来食堂吃饭，吃着吃着就哭了：“我一个人在家，从来没吃过这么热乎的饭。”

手工编织队

手工编织队成立于2021年10月。最初是当地妇联提出需要68双拥军鞋，询问社区有没有人会钩织毛线鞋。金丹入户走访时认识了陈荣美，还发现有一些妇女在家钩织鞋子售卖。她把有编织技能的妇女组织起来，成立了手工编织队，推荐陈荣美担任队长，承接了第一笔订单——68双拥军鞋，每双80元。

她们挣到第一桶金5440元。如今，编织队伍发展到80多人，产品涵盖100多个类别。

陈荣美说：“以前在家带孩子，一分钱收入都没有。现在一个月能挣一两千元，感觉自己有用处了。”

陈娜带领的家政服务队，通过专业培训，带动社区妇女开展保洁、护工等服务。有位妇女第一次领工资那天，特意给金丹打电话，兴奋地说：“金书记，我挣钱了！”

“在安置点，有一支‘联山阿姨’家政服务队。”金丹说，“她们不只是挣到了钱，更找回了做人的尊严。”

一经扎根，便是余生

2019年脱贫攻坚省级检查时，金丹被群众误解，被骂得很难听。她没有辩解，而是选择了默默承受。多年过去后，那些曾经骂过她的人，现在见了面都客客气气喊她“金书记”。

丈夫罗会章最初也不理解她。最艰难的时候，两人差点离婚，过了三年，夫妻关系才慢慢缓和。

“他就是那种好强的人。”罗会章说，“我不支持她，谁支持她？”

金丹说：“我最骄傲的改变，就是走出了大山，通过二十年的成长和历练，从乡村到城市社区，成为一名独立自信的女性。”

每个月的“出摊”结束后，金丹和陶涛会在社区居民群里发一张自拍，配文：“收摊咯，下次再见！”

照片里，两个人的身影被夕阳拉得很长；背景里，是万家灯火渐次亮起的安置房。

从湖北随州到贵州天柱，从代课教师到社区书记，从教育学生到管理上万人的社区，金丹用了整整二十年。那些笔记本里密密麻麻的记录，不仅是具体的项目和资金明细，更是一个女人和一片土地之间越来越深的情感。

有人问她，后悔过吗？

她想了想，说：“后悔过。奶奶过世，我回不去；弟弟结婚，我没能参加；母亲病倒，我也不能再身边照顾。但每次看到那些孩子、那些老人、那些妇女，就不后悔了。”

“把灵魂安放进热爱里，从此生根，再不漂泊。”金丹说，“以热爱为壤，一经扎根，便是余生，再也舍不得离开。”

太阳西下，明天还会照常升起来。

虽然收摊了，但总有群众的事情要办，总有群众的诉求要听，总有为民的路要走。

这个女人，还会继续前行。因为她的根，已经深深扎进了贵州这片土地里。

本网记者：王都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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