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面团中捏出时代的面孔

郎佳子彧

粪车操作工

退伍老兵

国旗护卫队队员

项羽

在北京城，“面人郎”这门手艺已经传承了近百年。“面人”是指用面团塑造人物的技艺，而“郎”是创立传承这门手艺的家族姓氏。从郎绍安到郎志春，再到郎佳子彧，三代人用指尖揉捏着时代的变迁。一团普通的食用面团，在他们手中，被赋予了审美的灵魂，承载起一个家族、一门技艺与整个社会变迁的复杂叙事。

祖辈传承下来的根脉

郎佳子彧坐在工作室里，他身高一米九，指尖揉捏着一小块彩色的面团，这是他最熟悉的东西。郎佳子彧对面塑最初的记忆，要回溯到童年时代父亲郎志春那张堆满工具的工作台。

“面人郎”的传奇始于爷爷郎绍安。作为创始人，郎绍安以逼真细腻的风格奠定了“面人郎”的艺术基调。1953年，他远赴伦敦展览会献艺，将中国民间艺术的精妙展示给世界。他的代表作《玉米蝈蝈》，取材于最普通的田间景象，玉米叶的脉络与蝈蝈腿上的细刺皆纤毫毕现。

手艺传到父亲郎志春——郎绍安的第九个孩子手上时，“面人郎”的生存却遭遇了一段漫长的低谷期。

“至少有10年时间，面人是没法卖的。没有了市场，也没有了围观者。”郎佳子彧在采访中平静地说，在那段无人喝彩的岁月里，父亲郎志春的选择是用自己其他工作的收入，支撑着一个私人展馆，不断从社会上收集、赎回自己的旧作。

“他做完作品就把它放到柜子里，有七八百件作品。”这是一种在寂寞中的坚守。郎志春曾对儿子坦言，他这么做，就是想让他看到，“即便没有闪光灯，没有人观看，他还是选择去做自己热爱的事情。”这种行为本身，比任何言语都有力量。

对于郎志春而言，“面人郎”的传承是一份本能的责任。“我爸是爷爷最小的孩子，在我爸前面出生的孩子都没有从事捏面人的行当，到我这里是第三代，这一代除了我也没有别人做这个……”郎佳子彧说，这种“断代”的潜在风险，让父亲的坚守显得尤为宝贵。

正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，传承的种子被悄然播下。郎佳子彧的童年浸润在面塑的世界里，但并非是那种强制性的训练。“它是一种家庭的生活习惯，”他回忆道，幼时跟着父亲捏面人，其实99%以上的时间都是快乐自在的，“比如，就跟你们家喜欢一起去打羽毛球一样。”父亲从未对他说过“我希望你以后做这个”，而是用行动影响：只要儿子在看，哪怕手里的作品快做完了，他也会放下，重新开始制作，只为让他完整观摩到制作过程。

这种无言的教导，比任何说教都更深入骨髓。郎佳子彧3岁时就在父亲指点下捏出兔子、猪等小动物，到12岁时，已经可以独立创作完整作品了。然而，当郎佳子彧大学毕业，决心投身这门手艺时，深知其中艰辛的父亲却出人意料地劝阻他。

“他一方面是我的师傅，希望我能传承下去；另一方面又是我爸，不希望儿子走上一条不挣钱的路。”郎佳子彧理解父亲的矛盾。父亲甚至为他找了一份正式的工作，希望儿子能有一条更稳妥的人生之路。

从“不服气”到“使命”

郎佳子彧最终选择在“面人郎”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，可追溯至童年的一种“不服气”。

小学课堂上的自我介绍是他最初的“战场”。“同样是特长，说会弹钢琴和会捏面人，得到的同学反馈截然不同。”这种落差感让他不解，“为什么提到中国传统的东西，大家都觉得有点土？”前一夜，父亲可能还在讲爷爷与梅兰芳、冰心等文化名流的交往；第二天回到学校，他却要面对同学们对面人话题的冷眼。这种巨大的落差，造就了他“不服气”的性格。

“有一段时间，我一直处在一种想证明自己的心态中。”他想向所有人证明，“我做面人也会做得很好。”

契机在高三时到来。华纳音乐的工作人员找到他，请他为方大同的专辑《回到未来》发布会制作一个“大同牌时光机”面塑，报酬3000元。“他们没有因为我是个高中生而轻视我，反而非常尊重我。”郎佳子彧回忆道，这份认可，证明了这门古老手艺在当代商业社会中依然能找到自己的位置，能够被需要、被尊重。他清楚记得那个时刻：“2012年底某天的高三课堂上，手机突然震动起来，是华纳音乐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。”这通电话，将他从课堂直接带到了方大同《回到未来》的专辑发布会现场，共同完成了那件“大同牌时光机”。

大学期间，借助“非遗进校园”的东风，郎佳子彧通过在外教授面塑课程，获得了远超同龄人的收入。然而，真正的转折点来自于一次死亡的启示。他最崇拜的篮球偶像科比突然离世。“当时给我的触动很大，我觉得我也可能会死。不能犹豫了，想做什么就要去干。”这让他下定决心，立刻开始创业。

郎佳子彧注册了公司，从教授课程的“以时间换钱”模式，转向了更具挑战性的内容创作。“我就想每次做不一样的东西，不能像流水线一样生产以前的东西。”他不愿做一个重复生产的工匠，而要成为一名不断创新的艺术家。

在“悬崖边跳舞”的创作

郎佳子彧的创作状态，被他形容为“在悬崖边跳舞”。

“面干得特别快，而且不能修改。面塑的最大特点是造型和色彩两步并作一步走……给制作者的容错空间很小。”他描述自己创作的心理活动，“可能大家看你坐在那儿俩小时没咋动，其实你心里已经跳过无数次‘悬崖’了。”这种极致的专注，正是他追求的“心流”体验。他进一步解释道：“举个例子，面人的头部跟身体做连接的时候，如果没把握好，那前面的功夫就全白费了。”

“我把一个没有的东西做出来了，做完之后，就觉得自己是天下最牛的人。”这种创作完成后的“高峰体验”和狂喜，是支撑他走下去的动力。

郎佳子彧经常把自己的作品和爷爷的放在一起对比。两人都捏过“项羽”，郎佳子彧耗时三日，在项羽的衣服上捏了13条金龙，工艺繁复得令人惊叹，自诩“从来没有人能做到过这么细”。然而当他将作品与爷爷郎绍安仅用两小时完成的项羽放在一起时，却感受到了艺术境界的差距。爷爷的作品虽细节简约，但人物扎着膀子的磅礴气势，每个线条都充满张力，而自己的版本虽极尽精致，却在对比中显得“气势不足”。这样的对比让他顿悟——比起祖辈，自己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。

郎绍安创作的“老北京三百六十行”系列，曾记录下挑夫、车夫、剃头匠等市井百态。这个系列是郎佳子彧小时候观摩爷爷的作品时最喜欢的。现在他从爷爷的“老北京三百六十行”中获得灵感，创作新时代的“三百六十行”。

“这是一个民间手工艺，爷爷那个时代，街头的老百姓都喜欢‘面人郎’，但为什么现在没有那么多老百姓喜欢它了？”他反思，“我做的面人能送大使，能送外国的元首，为什么不能送给中国老百姓？”

于是，他将镜头对准了身边的普通劳动者：深夜加油站耐心教他使用加油券的大姐、胡同里的粪车操作工、咖啡师、快递员、抗战老兵……他为这些无名者塑像，创作掏粪工面塑时，他特意观察了工人的动作细节：“管子的弯曲角度、手套的磨损痕迹，都是必须还原的细节。”在快递员面塑的创作中，他记录下收件人签收时的微笑、电动车电池的充电状态，甚至快递箱上的物流标签。这些细节的捕捉，让作品超越了单纯的技艺展示，成为社会生活的切片。这个系列他已创作半年，目前做到了第八个，他计划未来为这个系列做一个完整的展览，把他记录下来的普通劳动者们都邀请过来当“一日馆长”。

“传统面塑以王侯将相为主，我爷爷捏一些没有名字的人……他把创作赋予了普通人，这是他关切的群体。”郎佳子彧说，这个系列让自己找到了“时代命题”，“这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。”

非遗的现代与未来

尽管个人取得了不少成绩，郎佳子彧对“面人郎”面临的系统性困境仍有着清醒的认识。2020年初，郎佳子彧的事业刚起步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财务困境。他回忆道：“公司账上没钱了，交不出房租，发不出工资。”为了维持基本运转，他不得不从个人账户向公司借款，硬撑过那段“濒临崩溃”的时期。

“市场需求不足，导致人才储备不足。”他直言不讳，“我的祖辈把我培养出来，社会上的什么位置需要我呢？”最终，他选择了创业。尽管通过与李宁等品牌合作，实现了单件作品四五万元的售价，但每月仅能卖出两三个作品的销售数据，依然说明了非遗市场的小众属性。

他看到了问题的本质，只有创造出需求，才能让传承延续下去。因此，他将大量精力投入自媒体，逻辑是“先培养观众，别着急卖东西”。

郎佳子彧的工作室仅有三四名员工。业务板块清晰：一部分是自媒体内容，一部分是品牌商业合作，还有一部分是非遗文化产业项目，如展览策划、作品数字化建档等。他曾投入上百万元为爷爷的作品进行3D扫描数字建档，为的是“未来有一天可能面人保存不下去了，还得让后人知道以前它是什么样子的”。

刚满30岁的郎佳子彧，回顾自己当年对父亲立下的“军令状”，“无论我做得怎么样，我敢保证我没有偷过一丝丝的懒……无论如何，‘面人郎’还活着。能活下来，就比之前更强了。”

面向未来，他的目标超越了家族传承。“我希望即使儿子不传承，这个事情也不会消亡。”他希望能为更多手艺人创造一个健康的创作生态，打造更丰富的商业模式，支持手艺人用自己的才华换取社会价值。

“振兴非遗，终究不是一人一时能够做到的事情。”这是郎佳子彧实践至此的领悟。只有当整个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可达到一定层面时，传统手工艺的复兴才能真正实现。郎佳子彧正以自己的方式，加速这一天的到来。

在郎佳子彧的工作室里，摆放着科比的海报、玉皇庙二十八星宿的面塑复刻，以及那些新时代劳动者的塑像。有些时候，他或许觉得自己就是哆啦A梦，驾驶着时光机，穿梭于过去与现在之间。指尖上，那团小小的面，连接着祖辈的荣光、父辈的孤守，也塑造着属于这个时代的、鲜活的中国面孔。

文/本报记者颜星悦

统筹/宋建华 图片来源/受访者供图 视频截图责任编辑：王怡萱(EN097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