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天眼快评】维权3年仍未得到赔偿，女孩被黄谣摧毁的人生谁来负责？

一张普通的生活照，怎么就成了毁掉人生的导火索？

2022年7月，广西南宁女孩刘晓玲（化名）穿着长袖长裤坐在沙发上的照片，被人恶意配上露骨文字，配上她的真实联系方式，在境外社交平台疯传。一夜之间，微信被陌生好友申请挤爆，同事的窃窃私语、朋友欲言又止的眼神，像无数根针扎进她心里。工作丢了，生活乱了，连家人都被卷入这场无妄之灾。

这个从未想过与“网络暴力”沾边的普通女孩，被迫踏上维权路。可涉事平台服务器在境外，取证像在迷雾里摸索。她咬着牙注册境外账号，在鱼龙混杂的网络中伪装周旋，终于在2023年5月，从零散信息里揪出造谣者黄某。

更让人心寒的是，素不相识的黄某竟辩称是“无心之失”，还嘲讽她“维权过度”。签了 20 万赔偿协议转头就耍赖，直到法院二审判决，道歉声明还是靠强制执行才刊登，赔偿款至今一分没到。

这样的噩梦不是个例。杭州女子取快递被偷拍造谣“出轨”，丢了工作还患上抑郁；山东潍坊的赵某某，身份证被熟人朱某挂在网上泼脏水，只因一点嫌隙就被毁掉名声。

网络时代，造黄谣的成本低到可怕，动动手指，几张图、几句话，就能碾碎一个人的社交圈、职业生涯和精神世界。可受害者要证明 “我不是”，却要耗尽所有力气，往往要从“维权小白”逼成“侦探”，才能勉强抓住造谣者的尾巴。

根据我国法律规定，诽谤罪虽最高可判三年，但“点击量超5000 次”的立案标准，使得很多受害者在取证环节就举步维艰。例如，一些造谣者在境外平台发布黄谣信息，数据调取难度极大，很难达到立案标准，导致无法以诽谤罪追究其刑事责任。在民事救济方面，受害人需要自行承担艰难的取证、诉讼成本，胜诉后还可能面临执行不能的情况。

刘晓玲这三年的取证之路，走得实在太不容易了。我们不该总期待着，让受害者在困境中独自变得强大如“超人”。或许，平台可以更用心地筑牢内容审核的防线，法律能为取证提供更多便利与支持，执法环节也能进一步打破壁垒、协同发力，让造谣者确信 “跑不掉、躲不开”。

希望刘晓玲的三年，是最后一个这样的三年。毕竟，谁都不该为一张无辜的照片，赔上整个人生。

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

文/廖文祥

主播/侯萌

视频/赵哲铭

编辑 徐微微

二审 杨韬

三审 周文君